营救牛兰3
2017-02-16

2017年02月03日08:28    来源:北京日报

  天价字条

  据爱泼斯坦在书中说:“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公开活动中,宋庆龄是中心人物……也有地下的活动,外国方面由理查德·佐尔格领导,中国方面是潘汉年。”

  潘汉年是当时中央特科负责人,在营救牛兰的行动中,他主要是为佐尔格提供协助。另外,他也在公开层面展开了活动,邀集上海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郁达夫等,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营救牛兰夫妇。

  营救牛兰的“地下活动”,中心人物是佐尔格(详见本版2014年10月21日《红色谍王》)。

  佐尔格是二战期间苏联最传奇的王牌间谍。其巅峰之作,是在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之时,准确地给苏联最高统帅部提供情报:“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正是这份情报,让斯大林放手从远东地区抽调16个精锐师驰援莫斯科。

  佐尔格传奇的间谍生涯是从中国开始的。佐尔格在华期间最得力的中国助手张放,在上世纪80年代曾撰写过非公开出版的《佐尔格在中国》,其中记录了佐尔格小组营救牛兰的诸多历史细节。

  加入佐尔格情报小组的时候,张放非常年轻,他是由周恩来介绍给佐尔格的中国秘书。他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佐尔格探听国民党的一些消息,提供一些国民党军队的活动情报。

  一天深夜,三声轻轻的敲门声让张放从睡梦中醒来,他打开灯,侧着耳朵仔细听了一会儿,又是三声轻轻的、有节奏的敲门声。张放知道,敲门的人正是佐尔格。

  佐尔格冒险深夜来访,张放的心立刻吊到了嗓子眼。佐尔格进屋后,把牛兰夫妇被捕的事告诉了张放。

  由于被押到南京以后的牛兰夫妇音讯全无,生死未卜,佐尔格确定自己的第一项工作是明确牛兰的生与死。他向张放提出,必须想办法建立起与国民党中统特务的接触与联系。

  当时并没有太多地下工作经验的张放,一时摸不着头绪。他在回忆中写道,佐尔格提示他,应该找情报关系中的江浙人来打探牛兰夫妇的消息。他的理由是,国民党特务势力实权派多为江浙人,所以应该利用“老乡”关系网。

  在佐尔格的启发下,张放很快打通了关节,获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不仅知道牛兰的下落,而且还是此案的主管。据张放回忆,佐尔格当时提出,需要牛兰写一封亲笔信,以证实他确实在南京被国民党当局关押。这封信也能为国际进步势力的营救活动提供有力支持。

  两天后,张冲通过中间人给张放回话:可以把牛兰的信带出来,但要价3万美元。

  三万美元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张放认为张冲是故意敲竹杠,但是佐尔格却认为,这个交易很合理。

  佐尔格当即做出了分析:张冲能把牛兰的信带出来,是“暗中通共”的杀头大罪,以他的地位不会为了3万美元冒这个险。而且佐尔格已经调查过张冲的为人,他有留学苏联的经历,能帮牛兰带信是在向共产党示好。要价异乎寻常之高,很可能是在试探究竟是谁在和他交易。因为中共的下级组织拿不出这么多钱,如果这边答应了,只能是中共中央或者更高级别的共产国际介入了此事。而且,有了这笔交易,就可能在国民党中统内部打通新的关系。

  张冲在数年后的表现,确实印证了佐尔格的判断。他身为国民党中统要员,却是“联苏联共”的积极推动者、共产党的朋友,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友谊。1941年张冲逝世,周恩来亲临吊唁,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还撰写了《悼张淮南先生》(张冲字淮南)一文。

  不管是何种情况,佐尔格都决定冒险一试。他按照张冲所要求的数额,向共产国际申请了款项。为保险起见,共产国际派出了两位送款人,各携带2万美元,从不同路径抵达上海。其中一位送款人很值得一说,他叫奥托·布劳恩,一位有十年党龄的德共党员。

  布劳恩和佐尔格同属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部,区别在于佐尔格已经是身负重大使命的情报工作者,而布劳恩当时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名学生,派往中国的使命是给佐尔格送款,是一位交通员。

  然而这位共产国际的“交通员”完成使命后,并没有离开中国。他在上海遇到了老相识博古。布劳恩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也就是更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李德。

  佐尔格很快拿到了牛兰的亲笔信,这张天价字条,给营救牛兰的行动带来了真正的转机。

  这张字条上的内容,被登载在欧美进步报刊上,又被国内的报纸争相转载,中外媒体在同一时间曝出,国民党政府秘密逮捕国际职工运动在上海的工作人员牛兰夫妇和他们的三岁幼童,舆论一致要求蒋介石公布牛兰事件,并要求他公布牛兰的犯罪证据。

  最猛烈的舆论风潮到来了,国民党当局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张放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军将得好,蒋介石既不敢公布此案,更不敢公布证据,而这时正是蒋介石向帝国主义国家要钱要武器攻打中国红军的时刻,他不得不把这一运动平息下去。”

  重压之下,国民党首先释放了年仅三岁的吉米,经史沫特莱的安排,由美国记者伊萨克斯出面,把孩子从监狱里领出来。

  紧接着,国民党当局只能把原准备秘密处理的“牛兰事件”公开化,对牛兰夫妇进行了公开审判。

  脱狱归国

  1932年5月,国民政府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案件。庭审在南京、苏州两地进行了多次,先后有几十名中外记者经特许到庭旁听。

  在法庭上,牛兰夫妇及辩护律师一次次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为,诸如,中国法院审理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违反中国有关法规;法院不允许被告聘请外籍律师、阻止律师了解案情;嫌疑犯被关押一年超过了中国法律允许的时限;被告被关押的一年中在六所监狱里转换,遭受非人待遇;开庭审理时公诉人拒绝向法庭出示证明被告有罪的物证和人证。

  当牛兰夫妇以绝食相抗争而处于昏迷状态时,南京“第一模范监狱”监狱长邝宽请来美国医生协助他们强制犯人进食,遭到医生的拒绝。当法官李勉同意宋庆龄和蔡元培两人具保牛兰夫妇时,司法行政部认为这种处理“违背法治原则”而坚决反对。

  所有这一切由法国法新社、德国新闻社、《申报》等中外传媒做了大量连续报道。声援营救牛兰夫妇、谴责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的国际性运动也因此达到高潮。

  一位西方记者写道:“国民党军事当局审判一对外国夫妇的过程中,一分未得,满盘皆输。”

  1932年8月19日,庭审结束。江苏省高等法院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但又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这个判决,倒是很符合国民政府的两难境地——牛兰夫妇杀不得、放不得,只能无限期地关下去。

  法院判决后,牛兰夫妇被送至南京市中心老虎桥的江苏第一模范监狱监禁服刑。宋庆龄仍在牵挂、帮助这两个素未谋面的外国朋友。

  牛兰夫妇在狱中期间,他们的儿子吉米先是被送到他父母的朋友德国人赫尔兹家中抚养,1936年赫尔兹一家回德国后,吉米被宋庆龄接到自己家中住了几个月。她还让吉米穿着长袍、戴着中国小帽子照了张相片,并在探监时把相片送给了狱中的牛兰夫妇。

  吉米在晚年时撰文回忆:

  我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记得那时我有两个家,一个在上海,赫尔兹夫妇照顾我供我读书;另一个在南京的监狱里关押着我的生身父母,每年我都去探望他们,而且总是在我生日时去南京探监,据母亲说,我探监的权力和日期都是宋庆龄争取到的和有意安排的。

  1936年,赫尔兹夫妇回德国前,到南京监狱征求我父母的意见。那年我已9岁了,记得当时父母很焦急地说:吉米不能去德国,吉米去找宋庆龄想办法。

  1936年底,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吉米回到了苏联,在两所国际儿童院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他晚年回忆说:最忘不了的镜头,是宋庆龄妈妈亲自将他送上去海参崴的“北方号”轮船。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牛兰夫妇趁乱逃出监狱,从南京回到上海躲藏起来。按苏联情报人员的纪律,他们是不能寻求苏联驻华公开机构帮助的,因此,在后来近两年时间里,在没有身份证明、缺少生活来源的情况下,他们靠宋庆龄的资助和关照坚持了下来。直到1939年,牛兰夫妇将一封救援信辗转万里送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他们二人才最终得以顺利返回苏联。

  随着时间的推移,“牛兰事件”中的各方当事人都已离世,而一个牛兰夫妇被捕后上海英租界警方和国民党都没审出来的问题,现在也没有明确答案公开。

  牛兰是被当成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抓捕和审判的,而他所有的口供,只承认了自己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驻上海办事机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书”。

  包括经盛鸿在内的大部分史学家认为,牛兰的身份确实如国民党当时的猜测,是远东局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实际上是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书,当时的远东局主任是中苏关系史上十分著名的俄国人米夫。当米夫不在上海时,牛兰实际就成为这个秘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经盛鸿说。

  但也有一些史学家对他的身份提出质疑。

  杨奎松在《牛兰事件及其共产国际在华秘密组织》一文中指出,“直到被捕为止,这个牛兰也并没有成为远东局的负责人。他的工作主要只是负责交通系统而已,用中共的称呼,或者应该叫他做交通毛子。”

  他认为,牛兰其实只是共产国际联络部的成员,是负责对共产国际的联络及交通等任务的“组织科”的负责人,这也是负责中共交通系统的顾顺章对他的名字较为熟悉的原因。

  牛兰到底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实际负责人,还是“交通毛子”,这个问题至今是个谜。或许随着更多当时历史资料的解密,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才能够水落石出。

  不论如何,这场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曲折复杂、声势浩大的国际大营救,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没有“交换人质”成功的蒋经国,又在苏联待了五年多,总共经历了12年“留苏”岁月,直到1937年3月才回到中国。他没有和蒋介石决裂,而是成了蒋介石悉心培养的“太子”。

  因为介入牛兰事件,佐尔格情报小组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注意,他不得不撤离中国上海,几个月后被派往日本东京。在那里,佐尔格成就了间谍传奇,也在那里被捕牺牲。

  为佐尔格送去美金的布劳恩,在完成交通员的使命后并没有立即回国,1933年9月他以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江西瑞金,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因为他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战略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李德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9年他回到莫斯科。

  牛兰夫妇返回祖国后的生活十分平静,1943年至1948年期间,牛兰曾担任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这也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此后,他还曾在两所大学的汉语教研室搞研究工作,1963年病故。他的夫人在第二年也病故了,此前一直从事她喜爱和擅长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工作。

  许多年以后,吉米深情地说:“我期望重返中国,到上海我童年生活的地方看一看,到宋庆龄的墓前献上一朵小花,说声谢谢,这也是我父母的遗愿。”(米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