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富忱:以文艺“矛”作抗日“枪”
2017-12-29

红色记忆他生长于杂技之乡,少年热忱救国,两度入狱投笔从戎;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以文艺为武器,组织发动抗日武装,后又由戎转文,促进了中国杂技事业的发展。

鲍青

2017年12月28日10:40    来源:大众日报

原标题:张富忱:以文艺“矛”作抗日“枪”

张富忱(站立者)与民族资本家宋则久合影

张富忱的漫画作品

在宁津县杂技博物馆的墙廊上,张贴着宁津杂技的大事记,以及对杂技发展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而其中,以张富忱的经历最为独特和传奇。他早年矢志爱国,入狱从戎,后以杂技文艺作为抗日救亡动力,1949年后更为杂技事业贡献了诸多力量。

“张富忱生活于动荡不安的旧时代。他深受新旧思想的双重淬炼,人生经历和中华民族命运几乎是同步的。而他对宁津杂技乃至中国杂技的贡献,至今都值得我们牢记。”宁津县文广新局副研究员张东洲说。

沐浴浸润新旧思想熔炉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张富忱生于宁津县杜集镇张学武村。

当时的张学武村,共有一百来户人家,且几乎都是同姓同宗,旧式的宗族观念非常强。张富忱家既耕田经商,也读书识字,算是村庄较为殷实的人家。

宁津县很早便以杂技知名。庄稼歉收的年份,一些杂耍艺人便组成队伍,于逃荒途中表演技艺,借此养家糊口。久而久之,杂技便成了当地的一大民俗特色和文化传统。幼时的张富忱,便和杂技结下了不解之缘。每逢农历九月,他都要跟随父母到黄镇(今属保店镇)赶杂技庙会。保店镇和河北吴桥相邻,两县的杂技演出时常于此举行。

黄镇九月杂技庙会,约始于明代崇祯年间,结束于日寇入侵的1940年,前后历时300余年。庙会举办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艺人,竞相在此摆摊献艺,热闹非凡。当地便有“不赶九月会,不算生意人”的说法,此时也是张富忱最期盼的时刻。庙会上形形色色的商贩、五花八门的可口小吃,尤其是活灵活现的传统艺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张富忱的足迹,时常驻留在画风粗犷、做工细腻的脸谱前,说书人行云流水的鼓板旁。而那些杂技表演小摊,更让他流连忘返,心生向往。

张富忱从旁人口中得知,那些卖艺为生的人,大多数是逃荒无着落的可怜人。他跑到说书人的家中,和他们交朋友,学描写人物的书帽套子。在和传统艺人交往中,对传统民间艺术的热爱和认同,深植于张富忱幼小的心灵。后来张富忱领导抗日武装,以文艺作为抗日武器,以至建立中国杂技团,都与此颇有渊源。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是新旧思想激烈碰撞、融合的动荡时期。在鲁西北的广袤平原上,既有传统艺术的绵延不衰,也有新潮思想的生发萌芽。

张富忱的族兄张近英,便是当地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辛亥革命前夕,他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求学。育德中学不仅是教书育人的摇篮,更是革命暴动的机关。光绪三十二年,同盟会河北支部的主盟人陈幼云,联络13名同志创办了育德中学。在他们的努力下,这所中学成为河北同盟会的总机关、保定革命活动的中心。张近英入学后也加入了同盟会,并在寒暑假期间,在家乡组织起铁血会,秘密来往于天津、北京、保定、宁津之间,运输军火,策划起义。

张近英在宁津宣传革命思想,引起了守旧势力的恐慌。张近英又密谋驱逐宁津县令,建立革命政权,更让他们愤恨不已。消息泄露后,县令派人包围张学武村,但终未捕获张近英。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帝逊位,民国建立。不久,张近英从保定回到村庄,召集铁血会员千余人,召开“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同乐大会”。他在村中悬灯结彩,将墙壁贴满标语,宣传三民主义思想。他还用三张桌子摞起来当讲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革命演讲。

一股思想新风迅速吹遍宁津乡野。张近英在家乡兴办新政,设立学堂,领着学生唱革命歌曲。他还号召男人剪辫,女人放足。他首先把自己的辫子剪去,还动员二女儿带头放足,这成为乡间热议话题,一时效仿者和非议者皆无数。一些遗老遗少,对张近英的做法嗤之以鼻,还编顺口溜来哂笑嘲讽:“五色旗没有边,中华民国闹不了几天。”

此时的张富忱上过私塾,粗通文墨,对新颖之物有天然的好感。张近英不同常人的言行举止,以及他带来的新式物件,让张富忱大开眼界。沐浴于新旧思想之熔炉,张富忱热爱传统艺术,又向往新潮事物。而走出闭塞故乡、放眼外部世界的念头,在他心中逐渐悸动起来。

声援五四两次被捕入狱

促使张富忱离开故乡的动力,其实是饥寒交迫的生活。

因为田地纷争,张富忱的父亲抑郁而死,张家也家道中落了。1915年,年仅12岁的张富忱由父亲生前朋友介绍,来到天津,在北马路北门西“双顺成东洋杂货庄”内做学徒,学做生意。

当时的学徒,其实是给师傅当牛做马的奴仆,不仅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学徒期间收入还要全归师傅。三年学徒期满,张富忱每月能挣一元薪金,他节衣缩食寄钱补贴家用。

无事之时,张富忱喜欢读书看报,对外部形势、国家命运尤其关心。

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天津后,当地学生群起响应。学生们手持小旗上街游行,高呼“取消二十一条”“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口号。当游行队伍经过东洋杂货庄时,张富忱从柜台后投出的眼神,满是感动和钦佩。

张富忱开始主动联络游行队伍。经人介绍,他加入了天津爱国团体“救国十人团”。张富忱所在的商店,是专卖日货的买办企业。他愤怒地捣毁洋货,被老板辞退。

“救国十人团”总代表、爱国资本家宋则久听说张富忱因抵制日货被辞退后,便先介绍他去卖进步报纸,以维持生计。第二年元旦,宋则久又介绍张富忱到“天津北马路国货售品所”工作。这个售品所不仅销售国货,还组织剧团、英语班、商业研究班、广告设计部、唱诗班、武术球类班,是一所门类齐全的实验学校。宋则久根据张富忱的特长,让他担任广告设计、社会交际和走街卖货。张富忱一边努力工作,一边继续从事救亡运动。他发起成立“中华青年坚决救国团”,并被推选为团长。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天津的爱国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随着反帝爱国斗争的日益高涨,也引起了北洋政府的忧虑和警觉。1920年1月23日,张富忱在参与救亡运动时,和天津国民大会的请愿代表南开中学教师马千里一起被逮捕。四天后,宋则久联合王卓忱等人,集合天津各界市民五千多人,在南开广场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要求放人。天津警察厅于28日,将各爱国团体查封,宣布各界联合会、救国十人团、国民大会等为非法组织,勒令立即解散。此后形势急转直下,29日学生联合会包括周恩来在内的26名革命者被捕。为了营救被捕代表,天津多单位联名签字,向北洋政府具保,这才释放全部被捕代表。

出狱之后,张富忱辞去天津工作,辗转来到了东北哈尔滨。他在这里宣传爱国救亡思想,又被奉系军阀以“鼓动作乱”为由逮捕下狱,后经多方营救方才出狱。

出于爱国赤诚却两次入狱,给张富忱巨大的打击。他清醒地意识到,单纯靠着一腔热血沸腾,并不能改变混沌的现状。他决定报考军校,投笔从戎。

投笔从戎无奈返乡自治

1925年,此前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推翻直系政府的冯玉祥,接受了段祺瑞执政府委任的“西北边防督办”职务,前往张家口上任。他在李大钊和苏联顾问团建议下,在张家口兴办了“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招收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以期从精神层面将西北军打造为一支反帝爱国之师。

当年冬,张富忱考入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半年学习后,他转入爱国将军方振武的“国民第五军军事学校”宣传队工作。

1926年9月,冯玉祥率西北军“五原誓师”,发布《五原誓师通电宣言》,晓喻中外,宣布将部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接着,他挥师西进,过宁夏,出陕甘,然后挺进中原,与北伐军胜利会师。

张富忱怀着激动的心情,跟随西北军转战各地。他先后任方振武部中尉宣传副干事、国民五军政治部少校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军团上校委员。正当张富忱踌躇满志之时,他的上司方振武因参与反蒋,被蒋介石召回南京,关押于陆军监狱。张富忱虽然于此无涉,但闻听此讯,顿觉心灰意冷,毅然离军归乡。

回到故土后,张富忱入乡随俗,穿起粗布衣,抗起老锄头,挑起旧水桶,变身乡间人。他和群众一块干活,一起休息,闲暇就谈心事聊家常。村民们惊讶地说:“富忱变了,比以前老邦(宁津俗语,意指老成持重)了。”

其实张富忱有自己的打算。他曾在湖南工作,对当地农村协会印象深刻。后来随军到过山西,参观过山西都督阎锡山发起的地方自治组织“洗心社”。他想在村庄搞乡村自治,带动百姓致富觉醒。

张富忱随即在村中宣传,发动百姓:“我村一百多户、只要团结起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只要一年工夫,就可改变村中面貌。”

1930年1月,张富忱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提出治理村庄的意见,还产生了“张学武庄村治筹备委员会”。筹委会成立后,首先对全村土地,入学人口作了统计。接着,筹委会将村中小学男生班改为中山小学,将村庄神庙改为女子学校,让女孩也能入学读书。他还请进步人士讲课,民间艺人说书,杂技艺人表演,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在村治协会领导下,全村气象一新,张学武村还被评为全省模范村。

以文艺为矛发动抗日救亡

正当张富忱有条不紊地推动乡村自治时,中国的民族危机正不断加深。

1935年,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将华北主权拱手相让。但在第二年11月,国民革命军傅作义部取得百灵庙大捷,消息传来,全国沸腾。

宁津旅津同乡会在张富忱提议下,以本县三十万人民名义,发起向傅作义军献旗的倡议。旗帜的设计工作,交给了张富忱来负责。他经过研究,决定以鲜红的绸缎子为底料,仿照湘绣绣上“醒狮”怒吼画,象征全国民众对侵略势力的怒吼。旗帜反面绣有“国魂”二字,上款写“献给为民族解放奋斗的傅军长和全体将士”,下款为“河北省宁津县三十万人民敬献”。旗帜制作完工后,由张富忱送往前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张富忱在故乡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并将此前创立的抗日救国会,于1938年青年节改组为中国抗日铁血团。

“铁血团”抗日的一大特色,是吸收了一批文艺人员参与其中。他们采用大鼓书、快板书、说唱杂技等形式,在所到之处宣传抗日政策,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斗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之际,铁血团在河北南皮县召开抗日纪念大会,当时有数千人参加。其中“铁血团”的画报、标语格外多,引得临近百姓驻足观看。

在晋冀鲁豫边区,张富忱发挥擅长绘画、懂得文艺的优势,在普及墙画发动抗日救亡方面成绩突出。他曾就地取材,利用石灰、红土、槐豆水、蓝靛水等简单颜料,创造了五彩颜料,画遍队伍经过的大小村庄。这些生动的墙画,不仅宣传鼓舞了群众,而且还为瓦解日军、争取伪军发挥了一定作用。他在莘县观城镇一家地主的砖墙上,画了一幅《家族在哭泣》的墙画。墙画描绘了日本兵家属在故乡悲痛哭泣,盼望远在中国战场的儿子、丈夫或父亲早归故乡的场面,形象逼真,感染力强。有些参加“扫荡”的日军士兵看到该画后,竟然落下了思乡的泪水。

张富忱还编写了《宣传技术百种》一书,讲述如何利用绘画、杂技等传统艺术,服务于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加强抗日力量,张富忱要求八路军将抗日铁血团改组为正规军。在智取宁津县城时,张富忱就对八路军表达了此项意愿。八路军上级决定,由派往冀鲁边区参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马国瑞与张富忱面商改组事宜。

1938年8月1日,中国抗日铁血团正式改编为津浦支队教导大队,张富忱被任命为大队长。从此以后,“铁血团”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1942年7月1日,张富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武转文矢志杂技发展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原先在北平的文艺工作者以及在华北根据地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逐渐汇集到北平。在一场文艺工作者的茶话会上,郭沫若提出“发起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界的组织”的意向,得到全体与会者的赞同。接着成立筹备委员会,确立了大会召开的相关事宜。

7月2日,张富忱作为冀鲁豫边区的文艺工作者代表,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

九天后,张富忱和60多位与会代表,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会。大家一起谈心,交换曲艺改革的经验,讨论编写和演唱新曲艺。他们决定,策划筹备成立曲艺界自己的组织,而张富忱负责的就是杂技组织。

当年10月2日,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成立(后改称戏曲改进局),其中就设立了杂技小组,由张富忱担任组长。当时在张富忱眼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出访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展现中国绚丽多彩的传统文化。张富忱迅速联络民间杂技艺人,临时组建起中华杂技团(中国杂技团前身)。1950年,张富忱率杂技团出访,在各国表演中国的杂技艺术,取得圆满成功。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战场。次年3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成立。委员会决定派慰问团赴朝鲜演出,慰问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其中张富忱任“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总团曲艺服务大队”政委(副政委刘大为,大队长连阔如,副大队长侯宝林、曹宝禄)。3月16日,他们启程奔赴朝鲜。在朝期间,演员们不畏艰险,深入前线,编演了一批反映战斗生活的新曲艺节目。张富忱带领杂技团,为前线战士和朝鲜百姓奉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

当年5月,张富忱回国担任中国试验曲艺团团长兼政委。

1956年,张富忱带领中直机关文化干部队伍,支援贵州省文化建设。他经过调研,发现这里没有国营杂技团体,而群众却对杂技喜爱有加。为填补这一空白,他到全省进行调查摸底,准备筹建贵州杂技团体。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张富忱把在贵州境内演出的原山东马戏团、山东马戏京剧团、京都马戏团整编为贵州省工农兵杂技艺术队一、二、三队。1958年下半年,贵州省、贵阳市和遵义市三个国营杂技团体相继建立,张富忱任贵州省杂技团首任团长。杂技团成立后,他带领演员在云贵高原崎岖山区巡回慰问演出,用近两年时间走了两万三千里,将杂技艺术送到了百姓家中。而他组建的杂技团,也被誉为高原艺术轻骑兵,“贵州的乌兰牧骑”。

1983年6月,80岁的张富忱在贵阳病故。

(责编:常雪梅、程宏毅)